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经指出正规的股票配资，具有基督教意味的公元纪年成为一种“普遍时间”，为各种地方性纪年提供了外部视野，“普遍的世界只有作为这样众多的‘世界’相互交融的、诸多关系的总体才能成立”。（《历史与反复》，柄谷行人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公元纪年在各种地方性纪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普遍联系，这种普遍联系使得孤立的地方性纪年获得了某种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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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中国，蒙元帝国曾经是高度发达的军事-商业国家，然而在帝国的后期，气候变化和瘟疫流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这实际上构成了席卷全球的“14世纪危机”的一部分，“自从‘14世纪危机’之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成了彼此隔绝的区域。寒冷化造成了生产衰退、疾病横行和商业萎缩，丝绸之路的整体活力下降”，“保持着松散统合的蒙古帝国本身也变得支离破碎，从内部走向崩溃。特别是欧亚大陆东西的松散整合和联系，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件，我们现在所通用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分类，其实是从那以后才形成的框架。”（《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冈本隆司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如果从更宏阔的全球史角度来看，所谓“14世纪危机”指的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这一历史过程中，由气候和疾病触发的社会-生态转型以及引发的世界历史的巨大改变，“关键的转型包括：1.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大气环流模式到小冰期大气环流模式的转变；2.瘟疫沉寂的环境被鼠疫（鼠疫耶尔森菌）复活的疾病环境替代；3.较低的和下降的人口水平取代较高的和上升的人口水平。
西方学者借助对“14世纪危机”的研究，试图再次确认中国与欧洲之间“大分流”的存在：第二个千年之初，宋朝在世界经济和技术大潮中稳立潮头，相比之下，欧洲发展程度并不高，但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佛兰德斯，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到了15世纪，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历史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在欧洲分别领跑的诸区域经济体对中国的这种渐进式追赶，为此后数个世纪欧洲最终占据领先地位做好了准备。（《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布鲁斯·M.S.坎贝尔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过分关注“大分流”之于近代世界的意义，难免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正是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14世纪危机”之下，“蒙古帝国的瓦解，为四种文明的竞逐画出了同一起跑线……构成了近七百年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和整体图景，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端。”（《十字路口的明朝》，赵现海著，天地出版社，2023年）
关于“14世纪危机”的研究，带来了全球史研究的环境转向，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一种更具破坏性也更具有决定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17世纪中叶，地球经历了有记载以来1000余年间天气最寒冷的一个时期，近三分之一的人类死去。（《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杰弗里·帕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尽管有学者指出，环境转向有可能夸大了气候变化对历史转折的影响，但正如《全球危机》作者帕克所强调的，史学研究的环境转向，其目标并非仅仅凸显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将气象史家重视的气候变化与历史学家关注的总危机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
魏斐德早在1986年为他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撰写导言时，就明确地将明亡清兴放置在“17世纪危机”的背景下予以讨论，却并未将气候变化因素考虑进去。（《洪业：清朝开国史》，魏斐德著，新星出版社，2017年）到了2002年，他在一篇题为《明清更替——十七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的文章中，则明确把气候变化视为“17世纪危机”的首要因素，并且具体解释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魏斐德著，岳麓书社，2022年）
同样关注“17世纪危机”的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则注意到一个历史的细节，作为“17世纪”开端的1600年，日本正好爆发了关原之战，长期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终于因为这场战役而走向终结。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17世纪危机”是一场危中之机，在危机中发现了走出危机的机遇：不仅日本在德川幕府的领导下逐渐迈向和平统一，中国也完成了朝代更迭，明亡清兴，一个新的王朝正在崛起，西方也开始发生即将深刻影响历史的转变。历经“17世纪危机”，大英帝国开始向财政-军事国家转化，为将来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形成：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第5卷》，冈本隆司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
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也称现代财政国家，指的是国家能够用集中征收的间接税从市场调动长期的金融资源，有效地将资金投入到军事体系的革新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国力。这一财政体制的转型，正是因应对危机而产生的，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完成向财政-军事国家的转型。（《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和文凯著，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
冈本隆司很可能受到了前辈学者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的启发。岸本美绪指出，16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为“16世纪问题”。在16世纪的大混乱之中，欧洲、东亚及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新兴政权。
17世纪以后，这些政权经过摸索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体制。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等本时期所建立的诸国,可以称为“近世(earlymodern)国家”。它们面临着共同的“后16世纪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民族、宗教问题。由于16世纪国际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从而形成了各种民族与宗教相混合的社会情况，近世国家以何种正当性论理来处理这样的多样性以实现国家统合？第二是社会编制问题。即近世国家怎样统制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集团，建立统一与稳定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16世纪以后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成为可以支撑政权的财源，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或国外经济的影响也成为足以动摇政权的要素。
16世纪前后所出现的新兴政权，在其确立国家体制的过程中都面临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提出自己的因应方式。（《“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岸本美绪著，《清史研究》2005年2期）
无论是“17世纪危机”中危中之机的发现，还是“后16世纪问题”的发现，都意味着随着公元纪年的介入，“普遍的世界只有作为这样众多的‘世界’相互交融的、诸多关系的总体才能成立”。但柄谷行人也强调，“全部放弃用年号的区分而用西历来思考即可吗？然而，也行不通。‘明治文学’并不能单纯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概念来叙述，舍弃明治这个固有名词的话就会使某些东西消失。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日本存在着独特的‘位相’或者封闭在内部的时间和空间。相反，这个固有名词包含着与外部的关联性，不允许内部的完结。”（《历史与反复》，柄谷行人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同样，公元纪年也不能简单地取代中国的朝代纪年，从“14世纪危机”到“17世纪危机”，夹在这两波危机之间的正是明朝，然而，明朝的品格，不只是由横向的危机所决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承受了纵向的历史积淀。或如日本学者檀上宽所言，“明朝体制”回应的是宋代以来逐渐尖锐化的三对矛盾，也即中华与夷狄的抗争、华北与江南的对立以及包括草原在内的大陆中国与东南沿海的海洋中国的相克；（《陆海的交汇：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第4卷》，檀上宽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或者如中国学者赵现海所说，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开启了近代世界……虽然明人对此尚无明确认识，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整体上开始影响、冲击这个传统的帝国。（《十字路口的明朝》，赵现海著，天地出版社，2023年）
卜正民在《忽必烈的猎豹：八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引导今日中国的基本原则，并非确立于秦汉帝国，而是奠基在13世纪建立的蒙元帝国，因为蒙古人打破了中国既有的朝代循环模式，建立了“大国”的理念，“大国式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大元国、大明国和大清国，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忽必烈的猎豹：八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卜正民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3年）。对于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然极具启发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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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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